9月25日是中秋节，当晚7时许，程鑫独自背着背包，在武昌火车站坐绿皮火车去十堰谈生意。
“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。输了就要认，错了就要改，欠钱就要还。武汉人做生意，不能不‘讲味口’。”程鑫说这话时，声音拔高了几度。
9月25日中秋，晚7时许，程鑫独自背着背包，坐7个小时的绿皮火车，去十堰谈生意。记者陈勇 摄
哐当、哐当……列车缓缓启动，沉重的车轮碾过钢轨接缝，把夜震得微微发颤。车窗外，武昌火车站慢慢后退；远处，一轮明月当空。
45岁的程鑫掏出边框磨得掉色的手机，扫了一眼屏幕：9月25日晚7时15分。中秋之夜，本该阖家团圆，他却不得不独自背着背包，坐6个多小时绿皮火车去十堰，跑几单生意。
这趟列车准点到十堰的时间是次日凌晨1时23分。
又是一个难眠夜，程鑫轻轻地摇了摇头。武汉到十堰每天有53趟列车，其中47趟是高铁、动车，最高时速350公里，最快只需1小时57分。因为被“限高”（限制高消费），他只能坐这趟最高时速120公里的K146次快速旅客列车。
这样的绿皮火车，他已经坐了11年。
绿皮车上
借着车窗玻璃的反光，程鑫整理了一下仪容。他的头发已经染了有些日子，发根隐隐透出白色。他把几根翘起来的碎发捋顺，抻平灰色T恤上的褶皱，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。
做了20多年生意，注重形象已是刻在程鑫骨子里的习惯，哪怕独自挤绿皮火车也不例外。
此时，车厢里坐满了拎着月饼礼盒、准备回家探亲的旅客。穿着周正的程鑫坐在当中，显得有些突兀。他拉开包，掏出提前准备好的月饼，就着一瓶橘汁，慢慢吃着，算是过中秋。
“看样子，你也是做生意的吧？”对面一名中年男子主动搭讪。和程鑫一样，他的皮鞋也擦得锃亮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浑身透着常年在外跑业务的老板派头。
“是的。”程鑫答道。
“你做么事（武汉方言，意为做什么）生意呀？中秋还出来跑？”
“汽配，想到十堰瞅哈子。”
“十堰不错，‘东风’就是从那里起家的，大有可为。”
“谢您吉言。您呢？”
“搞工程的，到西北看哈子。”
“西部大开发，那边机会多。”
“希望如此。”
“做生意不像以前。现在全部公开招标，老一套不行了。”
“是的，现在是AI时代、流量时代，得换脑筋。”
晚9时许，车至随州，一名上车的旅客过来，指了指中年男子坐着的位子。中年男子立即起身，换到别处。相谈甚欢的两人都心照不宣，没问对方姓名。
程鑫告诉同行的长江日报记者，绿皮火车上像这副打扮的人大多是被“限高”的欠债老板。飞机坐不了、高铁上不去、动车受限，大家只能坐绿皮火车跑生意。下车后，大家各奔东西，前程难料。
“欠着钱还愿意往外跑生意的，都是抱着一线希望，想还清债务从头再来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背着一身债、受到种种限制，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，资源、精力都跟不上，想翻身谈何容易。”目送对方离去，程鑫有些感慨。
列车每停靠一站，有人拖着行李下车，有人拎着大包、小包上车，车厢里始终满员。
列车长邱世武巡查经过时对记者说，中秋节当天，武汉往十堰方向，铁路部门增发了十余趟绿皮临客。“平时车上多是学生、务工者，也有为生计奔波的欠债老板。中秋节，人人都往家赶，这时还挤车跑生意的不多。”
这趟慢车，载着一群被时间追赶、又被速度拒于门外的人。
9月25日中秋，晚7时许，程鑫坐7个小时的绿皮火车，去十堰谈生意。
不服输
上车后，程鑫手机里接收的信息没停过，有问产品型号的，有询价的，也有约他面谈的。他一条一条仔细回复，行程安排得满满的。
8月22日，程鑫去西安跑业务，正值暑运高峰，只买到K146次列车站票。上车后，他花35元买了一份盒饭，才换到餐车一个临时座位。从武汉坐高铁最快2小时41分就能到西安，他硬生生坐了将近12个小时。“下车时昏昏沉沉，脚底像踩了棉花。”他形容当时的感受。
那一趟，程鑫到西安见了老友刘老板，又辗转西宁、兰州，认识了好几个新客户。“来回八九天，花了2000多元，接了几万元订单，勉强保本。”事后提起那趟行程，他有点无奈。
回武汉后，程鑫立刻让老父亲召集工人回厂。11年前，汉江边的工厂被查封，员工都散了。现在，有了订单，只能临时凑人。
75岁的老父亲换上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一个一个地打电话，喊回4个老伙计，一起到工厂二楼组装车间赶工。
工厂两层楼面积总共1200多平方米。一楼车刨铣车间活少，设备多用纸罩着。墙边码着汽车配件，一旁停着一辆满是划痕的“五菱”面包车，厂里运货全靠它。
程鑫跑完业务回厂查看进度。满头白发的老父亲正带人拿着焊枪，站在10米长的工作台前组装出一批配件。老母亲也在帮忙分拣。
9月7日，安排好生产，程鑫到浙江走访客户。他在义乌、宁波、金华等地转了一大圈，联系了几十个新老客户，24日才回到武汉。只歇了一天，他又直奔十堰。
11年里，程鑫就这样一直坐着绿皮火车跑生意。
谈及过往，作为曾经风光一时的汽车配件厂负责人，程鑫忍不住一声叹息。
他和父亲1992年接手经营一家工厂，主打产品一度是国内市场的拳头产品。
2009年，工厂作为优秀民营企业得到政策扶持。程鑫抓住机遇，贷款600万元扩大生产，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，将产品打进东南亚和南美洲市场。
几年后，工厂摊子越铺越大，资金周转不开，只能靠拆借硬撑。2015年，资金链断裂，负债超过2000万元，117名债权人先后把程鑫告到法院。
一夜之间，程鑫从优秀企业家变成欠债老板。妻子受不了，离他而去。他一时无法接受现实，跑到外地躲债，走投无路时也动过轻生念头，被救回后咬牙决定：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，还清欠债。
谈及自己的选择，程鑫说：“一是不服输，二是不想做不讲形象、冇得信用的人。”
“活封”
9月25日深夜12时，17号硬座车厢里的旅客大多熬不住，歪在座位上打盹。离下车还有一个多小时，程鑫点开手机，刷起电视剧《重器》。
这部剧讲述了我国法治建设从蹒跚起步到日趋完善的曲折过程。程鑫说，他特别喜欢这部剧，“要是没有法治托底，我早就撑不下去了”。
11年前，117起案件压在身上，工厂资产被查封，没人敢接盘。就在程鑫走投无路时，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徐文娟向他伸出援手。
徐文娟核查发现，工厂拥有核心技术，有成熟的市场渠道，能持续经营。如果强制执行，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将血本无归。
为维护双方利益，徐文娟启用“活封”模式：资产不得私卖私毁，允许工厂继续生产，每月从营业收入中按比例提钱还债，2020年底还清全部欠款。
于是，程鑫边生产边按约还债。哪怕后来徐文娟离世、执行法官换人，他也没断过还款。
为了加快还款进度，程鑫把名下的债务分门别类处理：
员工欠薪，优先结清；
个人借款，主动沟通，协商还本减息；
银行贷款，按惠企政策申请延期、减免；
……
程鑫说，到2019年3月，他累计还款39次，共计1120万元；57起债务官司中，46起顺利结案。
眼看就要熬出头，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突然发生，工厂生产直接停摆。那段时间，别说还债，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。最难的时候，程鑫去医院打零工、帮社区居民跑代购，硬撑。
就在程鑫再次陷入绝望的时候，减税降费、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惠企政策接连落地，司法机关也对主动偿债的困难企业多了包容。程鑫又一次从谷底被拉回来。
事后，同行都说程鑫太幸运，两次摔倒，两次被救起。
程鑫算了一笔账：截至今年9月，他和九成以上债权人达成和解，相关诉讼陆续撤诉，债权人从最初的百余人减到现在的十余人。“我还欠600多万元，其中400万元对应3套房产抵押，争取再拼几年还清全部债务，回归正常人的生活。”
“失信人”？
9月26日凌晨1时许，程鑫在十堰站下车，打车10公里，在十堰汽配城附近找了一家小旅社，倒头就睡。
当日上午9时，商铺陆续开门。程鑫吃了一碗襄阳牛肉面，掏出手机边往十堰汽配城走边联系客户峰总。
两人合作了十多年。峰总看着程鑫从行业“龙头”位置摔倒，又一路跌跌撞撞爬起来。峰总说，对于程鑫这种不服输的精神，他十分佩服。“程老板做事特别拼，为了抢时间，总是白天跑客户、晚上赶火车。”
“上次他来十堰，下午和我见面时已见过6个客户。我留他吃晚饭，他说还要赶两家。在每个客户那里，他都要对账、催款、听意见，忙得脚不沾地。”峰总说，“做生意，谁都会摔跟头，连胖东来早年也有过低谷。对于摔了跟头还愿意爬起来还债的人，社会应该更加宽容。”
当晚7时10分，跑完最后一个客户，程鑫立刻打车去十堰站，赶晚上7时47分发车的K644次绿皮火车回武汉。
一路小跑进站，赶在检票口关闭的最后一刻，冲上站台，气喘吁吁的程鑫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这时，武汉的家里人打来电话，问程鑫几点钟到。“2时08分到。”简单回复后，他挂了电话。在他的手机通讯录里，除了家人，几乎全是生意伙伴。
欠债后尝尽人情冷暖，程鑫把无关的社交都断了，一门心思扑在生意上。他的手机号码20多年没更换，就怕客户找不到他。
程鑫一直不喜欢身上的“失信人”标签。他说：“我只是做生意失败欠了钱，11年从没停过还债、从没想过赖账，怎么就成了‘失信人’？”
这次来十堰前，程鑫刚和债权人丁友珍签下和解协议：对方减免了部分诉讼标的，他分期偿还10万元本金。此前，丁友珍曾3次起诉他。“还了十几年债，他不容易。我能体谅他，希望他这次能分期还清钱款。”丁友珍对记者说。
事后，程鑫主动联系办案法院，希望对照账单把欠款一笔一笔全部结清。
“武汉有句话叫‘敢为人先’，做企业就要敢打敢拼。你不抢市场，别人就会抢，只争朝夕。”谈起企业发展，已到中年的程鑫眼里满是光。
程鑫承认，当年，工厂快速扩张战略是他拍的板，向银行借款扩大生产也是他的主意。他说，他不后悔，当时效果立竿见影，销售额直接翻番，市场从武汉铺到全国、铺到海外。
在复盘时，程鑫坚持认为，从战略上看，当年的决策没有错，只是步子迈得太大，资金、管理没跟上，最后“打瓦了”（武汉方言，意为走下坡路）。
“输了就要认，错了就要改，欠钱就要还。武汉人做生意，不能不‘讲味口’。”程鑫说这话时，声音拔高了几度。
一票否决
被“限高”后，当事人除了不能乘坐飞机、高铁，还有多达20余项联合惩戒措施。最让程鑫感到棘手的是，营业执照没法正常年审。大企业公开招标，资质这关会直接被卡死。
2020年底，一个汽车集团招标几百万元汽配项目，程鑫最终因资质问题出局。
程鑫只能调整思路，通过之前的一些老客户，接二包、三包小项目，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，一个客户一个客户地谈，薄利多销、聚沙成塔。
程鑫说，还债的这11年里，其中的艰难，他无法对外人言说。“受尽白眼和奚落都不算什么，就说坐绿皮火车跑业务这件事，时间全耗在路上。还有公开招标资格被‘一票否决’，向上的路直接被堵死。‘限高’措施的初衷是打击恶意脱逃债务行为。对于其中愿意还债的人，能否给他们更多出路？”
记者就此咨询武汉理工大学教授、湖北省行政执法监督员申来津。
申来津认为，“限高”措施的初衷是打击有钱不还的恶意逃废债者，绝非为难有还款意愿、暂缺一次性履行能力的经营者。
他说，当前“一刀切”问题并非立法偏差，而是个案执行尺度未细化。“限高”原为督促还债，却让负债老板挤绿皮火车跑业务，耗费大量精力仍难拿订单，容易陷入越“限”越难还债的死循环。
申来津表示，破解这一困局，要区分享乐型高消费和跑订单的必要经营出行，给主动偿债的经营者开放临时申请高铁二等座的通道，其余高消费限制仍严格保留。同时，要按还债进度动态调整惩戒强度，不直接“一票否决”“限高”企业的政府采购、国企招标资格，不堵死其核心营业收入路径。
他认为，还要打通破产重整路径，在法院主导下，让有核心技术、尚能经营的负债工厂与债权人敲定统一还债方案，避免单独查封打乱生产，最终实现严打恶意逃废债、给诚信还债的困境经营者留出重生空间的目标。
9月26日晚7时47分，K644次列车缓缓驶离十堰站。带着两份新订单，程鑫踏上返程之路。
车窗外，夜色正浓。程鑫坐回硬座，闭上眼。6个多小时后，这趟绿皮火车将又一次驶入武昌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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